从价值高地流向价值洼地，是资本永恒的运转逻辑。今时今日李嘉诚大举出售中国内地资产，相对其彼时彼日大举投资内地，不过是世易时移，时局转换而已。

　　李嘉诚终于对喧嚣已久的“撤资风波”有所回应，但这已很难阻止此事件继续发酵。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李嘉诚家族，仍将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2013年以来，李嘉诚旗下企业频繁抛售在中国内地的资产，引发撤资质疑。与这些有据可查的商业交易相比，蕴藏在资本运作背后的生意逻辑，更值得审视和探讨。

　　任何生意的成败，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李嘉诚的资本运作也不例外。

　　李嘉诚的崛起，首先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在“逆向思维”的指引下，进入价值低估行业。1973年香港股灾，百业萧条，刚刚转入地产行业的“塑胶花大王”李嘉诚逆势收购优质物业和地块，为地产业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81年长江实业收购“百年洋行”和记黄埔，标志着李嘉诚代表的华商力量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李嘉诚联合包玉刚狙击九龙仓，收购青洲英坭、香港电灯等老牌洋行，在英资退潮留下的资本真空中腾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李嘉诚开始投资内地。1997年香港回归，和特首董建华私交甚密的李嘉诚在长江实业年报中表示“本人对内地及香港的经济前景充满信心”，照片上的他，一副踌躇满志的笑容。

　　20年后，李嘉诚对长江实业、和记黄埔进行“世纪大重组”，将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剥离到于开曼群岛新注册成立的长江和记实业。在长江实业2015年上半年财报中，中国内地所占的业务比重上升到14%，香港下滑到5%，而欧洲地区所占业务比重高达53%。数据表明，李嘉诚的资本天平从“大本营”香港向因债务危机导致资产价格缩水的欧洲倾斜——水务、燃气、电讯、港口、能源等基础性资产仍然是其收购的重点。

　　应该看到，李嘉诚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收购的同时，万达、安邦、复星、平安等企业纷纷跨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在中国资产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寻求全球投资机会，带有商业上的合理性。当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嘉诚有计划地出售中国的物业，中国仍然是其地产业务的最大市场。截止2015年6月31日，承载地产业务的长江实业地产拥有1490万平方米开发土地储备，其中1380万平方米位于中国内地。如今，告别高增长的房地产行业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晴雨表，如何处理沉淀庞大现金的土地储备，将成为李嘉诚下一步动向的焦点。

　　人脉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李嘉诚崛起的第三要素。然而，随着政商环境变迁，人脉资源成为最大的传承障碍，年逾八十的李嘉诚不得不考虑新的政商关系下的继承问题。

　　香港商人热衷搭建政商关系。曾经的港英政府也乐于利用华人进行分化统治，20世纪前半叶，许多富商直接担任议员等重要职务，勋爵、博士等头衔更是如数家珍。这是当局表彰有特殊贡献的商业人士的常用手段。李嘉诚在汇丰银行主席沈弼的支持下，成为20世纪80年代收购英资的主力。随着声名日隆，他至少获得了12项重要的勋章奖章。如今，长江和记实业的网站上仍罗列着李嘉诚的重要荣衔，其中既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大奖，也有比利时、巴拿马、英国、法国的表彰，可见李嘉诚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5年，长江和记实业的半年报上，李嘉诚和长子李泽钜的肖像并列，传递出强烈的子承父业意味。早在1992年，28岁的李泽钜便获得父亲在汇丰银行的董事席位。香港回归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香港政府担任多个职务。然而，随着中国进入政商“新常态”，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对内地业务意兴阑珊的李泽钜能否接过父亲手中的人脉，仍面临极大变数。也许，这才是推动李嘉诚剥离中国资产，向欧洲倾斜的真正难以言说的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李超人”，三者叠加即为时局，时局的转换，左右着李嘉诚的生意选择。